三“进宫”仍贼心不死

我在这里只是依据宪法的规定作出的一个理论上的推导。

确立一级调解原则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行政调解不是终局性的解决纠纷或争议的制度，当事人不服仍可请求政府处理或诉诸法院。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应由调解机关制作更为正规的调解书，调解书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1）双方当事人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住址、职业、组织名称、住所或经营场所、负责人（法定代表人）。

[6] Lester salaman，the rise of the third sector，foreign affairs 7—8，1994，P．26—32．[7]行政调解应否设置主动调解，即行政机关不论发生纠纷或争议双方愿意与否，决定进行调解。随着战后工业的发展，公害问题日益严重，公害纠纷剧增，日本又制定了《公害纠纷处理法》，根据宪法，各郡、道、府、县及市镇、村都设立了‘公害冤情调停人员担负调解社会公害纠纷的职责。[7]任何一方不同意调解，则不能进行行政调解。此外，行政调解的标准和条件不清也是目前行政调解的特征。笔者认为，必须正确把握好自愿和自治的适用度，自愿和自治原则是整个行政调解活动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

由警察所作的行政调解由来已久，现在关于结婚、离婚、继承等许多案件均可适用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有助于政府转变行为方式，摒弃过去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动辄实施强制处罚的管理方式，向着更多依靠平等协商、说服教育的行为方式转变。……没有宪政的社会往往面临着两个相反的结局，即治与乱的循环。

在现代社会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中，这两种权力制约机制往往是并存共用的。正如有位学者所说的：竞选是不是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吗？不是的，竞选其实就是一种竞争机制。第一个方面很重要，为维护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至上地位，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要以十六大报告为指导，尽快完善违宪审查制度，要对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及行政规章等法律文件进行审查，对那些违反宪法的，必须宣布无效，坚决予以撤销。[8]（P453） 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认真实行过竞选。

其实这倒害了我——希望我们党今后在这方面总结出一条经验。竞选运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

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自然首先必须正确解读政治文明的内涵和特征。值得强调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在建立健全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机制的同时，还必须建立健全对执政党的权力制约机制，执政党特别是地方党委的权力也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制约。在商品经济社会里，竞争是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有效杠杆。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且在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人权的重视。

另一方面，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宪法高于一切组织和个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必须遵守宪法，不得违反宪法。竞选就是竞争机制引入政治领域的一种形式。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任何干涉，但必须服从宪法。从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范围与过去相比，的确大大扩大了，然而从世界各国宪法的规定及发展趋势来看，还存在许多差距和不够完善之处，有待于修改补充。

可见，只有实行宪政，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才有由制度保障的民主政治，才有有序而稳定长久的民主政治。第三，不实行宪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权保障。

第二，不实行宪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权力制约。（二）要尽快建立健全权力制约机制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有限政府，权力受到制约，是宪政的核心，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在现代社会，政治文明与宪政密切相关，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文明。[9]（P57） 可见，竞选并不姓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运用。值得高兴的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虽未直接使用宪政一词，但与宪政的要求是一致的，而且对宪政各方面的基本要求都有所涉及。在现代社会，政治文明与宪政密切相关，现代政治文明就是宪政文明，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只有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只有我们党坚持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坚持依宪执政、依法执政，自觉将自己置于宪法和法律之下，自觉维护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使我国宪法不再仅仅是纸上的东西而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真正实行宪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才大有希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可能在我国变成现实。

这也是宪法产生的根本原因。它指向一套确立与维持对政治行为与政府活动的有效控制的技术，旨在保障人的权利与自由。

例如，以涉嫌经济犯罪被中纪委立案审查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虽文化不高，但对中国干部体制的研究甚至比很多专门从事干部体制研究的学者还要深，他比很多人都更明确地知道一条最基本的原理：现行的干部体制，实际上是上面领导说了算，一把手说了算。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

另一种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即通过规定公民的权利以限定国家权力的范围，并让公民通过积极行使选举权、结社自由权、表达自由权、知情权、请愿权、全民公决权等权利以制约国家权力。在第5条中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我们应当根据这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并借鉴世界各国的立宪经验，尽快修改完善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将那些国际上普遍认同的个人权利、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及弱势群体的权利等规定为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全面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提供宪法依据，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打下扎实基础。从前面三个方面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民主政治是有制度保证的，都是通过宪法来规定和实现人民主权、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的。特别是我们应当尽快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比如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和乡长、镇长、县长、市长、省长等政府的主要领导今后也可以考虑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同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判断标准，引入竞选机制，以确保干部的权力真正来源于人民。人类社会是人的社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类社会的一切理应都为了人，以人为本，保障和发展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即人权，所以人权保障理所当然成为一切民主政治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人权具有三种形态，即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大的权威尚未真正确立，这种单向制约在实际上也没有真正运行起来。然而，宪法的作用在于要求美国政府尊重所有男女被平等授予的权利。

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赋予审判机关对行政机关的一些具体行政行为行使一些监督职权，体现了一定的横向权力制约，但由于法院的人、财、物都受制于政府，故这种横向制约也难以有效运转。总之，党应当通过国家机关进行领导和执政，不宜在国家机关之外以党的名义直接对国家机关和全国人民发指示下命令，党的组织不能变成第二套政权机关，党的活动不能游离于宪法和法律之外，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和制约，必须真正做到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否则权力制约机制的建立健全将成为空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将难以建成。

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最大区别在于，民主政治主张人民主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不再主张国家权力属于某一个人或少数人。竞争已引入我国劳动人事管理领域，并被实践证明取得良好效果。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明文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前面我们已阐述，宪政意味着宪法至上，而不实行宪政，也就意味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得不到尊重和遵守，也就基本上等于没有宪法。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类历史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真理。在现代社会，凡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都制定了以人民主权、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为基本内容的宪法（包括不成文宪法），而且确立了宪法的至高无上地位，并建有违宪审查制度来保障宪法的有效实施和宪法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正至上。

由于我们党是长期执政的政党，一直处于领导地位，所以严格遵守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带头遵守宪法的规定，自觉维护宪法的至上地位，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我们要全面地规定公民的基本人权，在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中尽可能详细地规定公民的基本人权并规定相应的保障措施。

换言之，现代民主政治已不再仅仅停留在人民主权即人民当家作主或民主的层面，而是以民主、控权、人权、宪法为基本构成要素，它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宪政民主，为此现代政治文明也已发展成为一种宪政文明。这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确认和宣告。